盈丰配资谁在替王家卫写《繁花》？揭秘影视剧本层层转包“枪手链”

盈丰配资来源：优先配资官网网站：富华优配日期：2026-03-28 14:01:16 查看：193

近日，青年编剧古二（原名程骏年）连续曝光《繁花》剧组私下开会录音，涉及导演王家卫、编剧秦雯等一众主创人员。对此，剧组官微发布“声明”称，其录音蓄意剪辑、恶意解读，要求古二回国应诉。

这场风波的源头是古二一个月前向剧组“维权”，他自称深度参与《繁花》核心剧情创作，却只拿到一个前期责任编辑的署名，月薪仅3000~6000元，还需兼顾王家卫的生活杂务，高强度工作加重其肯尼迪病（脊髓延髓肌肉萎缩症）病情。

古二接连向水面掷出的石头，让导演、编剧与基层创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浮出水面，很快从明星八卦升级为行业议题。

处于舆论中心的秦雯在截至发稿前未回复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的采访邀约。然而，围绕《繁花》风波所引发的行业疑问仍在持续，在光鲜的影视创作链条中，剧本究竟如何流转？从头部编剧到基层写手，利益与署名如何安排？是否真的存在“层层转包”的隐性规则？记者通过对话多位出品人、制片人、从业者等影视产业链的上下游关键人物，揭示编剧群体鲜为人知的一面。

酬劳之困从10万元/集到3000元/集，层层转包，酬劳断崖式下跌

在一部热播剧的片尾字幕中，编剧署名往往只有三五个名字，显眼地列于“总编剧”“联合编剧”之位。不过，在这短短几秒背后，是一条长达数月、跨越多层、报酬断崖式下跌的隐秘产业链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真实发生在中国影视行业的日常。

事实上，近年来编剧署名权频频引发争议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多方调查发现，“枪手编剧”普遍存在，这条利益链的本质是一个高度分化的金字塔结构，塔尖是掌握资源与话语权的头部编剧与片方，他们决定方向、把控风险、获取高额回报；中间是承上启下的“编审团队”或“徒弟班子”，负责拆解任务、管理流程；底层则是大量自由撰稿人与新人。

据曾在影视行业工作的财财（化名）向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透露，某部时装剧项目最初由导演邀请业内知名编剧操刀，开价高达10万元一集，并已支付订金启动创作。然而，这位被片方寄予厚望的“头部编剧”手头项目繁多，无暇亲力亲为，便将任务以3万元一集的价格外包给一位年轻编剧。这位年轻编剧也未动笔，反而在编剧交流群中发布任务，最终选中两位“写手”，开价仅为3000元一集。“其中一位写手（晓晓）当时还挺开心，说‘能接到活就不错了，先攒点经验’。”财财回忆道。

从10万元到3000元，缩水幅度高达97%。薪资差距，令人咋舌。事实上，这种“层层转包”现象并非孤例。记者调查发现，当前市场上，“金牌编剧”的单集费用普遍在3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，一部40集的剧，主编剧即可获得上千万元收入。而底层编剧，尤其是刚入行的新人，由于接不到独立项目，只能进入团队做辅助工作，月薪5000元左右。

财财坦言，这一直是行业心照不宣的秘密。在她认识的基层创作者中，这样的年轻写手还有很多，“编剧过剩，他们入行后却只能靠接代工活生存”。

知名编剧秦知（化名）则认为，高质量剧本很难通过“转包”的形式完成，他向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介绍编剧普遍的合作模式，有些成熟的编剧可能会同时带几个年轻编剧共同写作，有的是以“公司团队”的模式，有的是基于个人口碑和人脉的松散协作，这些都会根据工作量去看是否署名并给予报酬。“真的很有能力的年轻编剧是非常难得的，为了留下人才，自然会给予报酬或署名回报。”

在他看来，所谓“枪手”服务的都是本身质量就很差的剧本，临时应付一下。“很多人都不能说是编剧，大部分写得很差。编剧是一个需要大量训练的工作，不是看看就会了，必须进入这个体系，反复经历摔打磨练，才能慢慢成熟。”

“这个行业如果躺着就能赚十几倍的差价，大家都来了，实际上编剧还是个很底层的行业。”秦知说。

署名之争口头约定，缺乏标准，署名与否，“圈子”话语权重

如果说薪酬是生存问题，那么署名权就是尊严问题。

古二与《繁花》剧组之争正是典型。他在公开信中称自己深度参与《繁花》创作，甚至担任王家卫的生活助理。但若无书面协议确认其创作角色与署名权益，维权将极为困难。曾在国内头部影视公司担任核心管理层的杨安（化名）对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分析称：“或是他前期没主张权益，或是双方对‘贡献度’认定不一。”他进一步解释道，行业内对编剧的定义其实是一个大概念，前期策划、资料搜集、情节讨论、人物小传撰写，只要对剧本有贡献，都可能算“参与编剧工作”。因此，署名也分多种，如“编剧”“编审”“策划”等。即便后期更换编剧，只要采纳了前期成果，理应保留署名。

内地知名编剧、中广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余飞对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表示，剧本创作初期会有很多人参与，被采访者、公司或平台的策划、投资人、导演、多名前期备选的编剧等，这些人都有可能临时参与出点子甚至长时间参与讨论会，但大多数人实际上对内容影响不大，这些都不能算编剧，也不具备署名权，除非提出了很不错能延展几集的点子，有些片方会把参与人名字放在策划、编辑等地方。“虽然有很多编剧团队创作的传言，但行业大多数编剧还是单兵作战，或者说最核心的创作还是成熟编剧一个人完成，分给团队的往往是一些偏体力的重复劳动。创作行业不是工厂流水线，成熟编剧自己写个8分的剧本，其实比指导水平还不及格的新手写个8分的剧本要容易得多。”

“行业里没有统一的‘署名标准’，全看合同约定。”杨安强调。这意味着，哪怕你参与了核心剧情设计、写了大部分剧本，只要合同未明确约定署名权，后期也可能被排除在外。他指出：“总编剧签合同时，会约定‘团队哪些人能署名’‘署名顺序是什么’。如果像古二这样，前期只是口头说‘参与创作’，后期就很难界定。”

然而现实是，许多项目在初期并未签署详细协议，尤其是涉及非核心成员时。杨安表示：“现在版权意识比20年前强多了，沟通署名权的空间其实很大。”但他也承认，若前期未明确约定，后期协商难度极大。“署名权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。一旦作品成功，后续衍生开发、海外发行、IP（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）授权等都将带来巨大收益。”

“小编剧（无名编剧）不签合同的情况太多了，初期总要交房租、要吃饭，这种情况下，只要有钱赚就会干。如果后面写的内容被认可，也会出现后补合同的情况。”余飞说，有才华的编剧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被看到的，资本的眼睛也是雪亮的，能迅速分辨谁是性价比最高的合作者。“当前环境下优秀编剧稀缺，如果真的有才，人品又不差，有一部作品出来，马上就会有人盯上。因为这个时候你最便宜，东西又好，只是没那么有名。”

剧集产量的断崖式下滑加剧了竞争。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14年全年获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为429部，而到了2024年，这一数字仅为115部，同比降幅高达73%。10年间，市场容量萎缩近四分之三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许多新人宁愿零薪酬跟组，只为积累经验、拓展人脉。“像古二能进入王家卫剧组，已是‘比很多人幸运’了。”杨安说道。

圈层之约熟人社会，效率优先，高度依赖信任机制

影视圈“惯性合作”模式强化了“熟人社会”的运作逻辑。片方倾向于选择信任的人，而非最有才华的人。杨安认为：“影视圈是圈子文化，找编剧优先找认识的、有经验的，是为了提高效率。”

平台的介入又进一步固化了“熟人江湖”的格局。互联网从业者万妮（化名）透露：“我们会拉取分析过往3年的数据，如果某大牌编剧数据不好，将直接‘降咖’。”如今，演员、导演、编剧都被套上了“数据考核”的枷锁。一部剧成功与否直接影响主创团队的市场估值。

因此，片方更倾向于选择“安全牌”，也就是有过爆款经历的编剧。余飞表示，现在平台政策变化很快，大编剧写的东西更容易“过会”（被审核通过），“小编剧哪怕再便宜，写得再好，对片方来说，不了解这个人，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”。

杨安解释称，市场认的是策划能力，不是写作能力。头部编剧的价值在于能找到人设和故事脉络的核心点。“就像修机器，他画个圈，别人按圈修，画圈的人自然更值钱。片方花1000万元请他，是因为他能把控项目方向，降低投资风险，这不是底层编剧能替代的。”

当行业规则高度依赖信任机制时，“谁能接触到导演”比“谁能写出好剧本”更重要。古二能成为王家卫的生活助理，表面看是打杂，实则是信任的体现。“你以为给大导演打杂是随便谁都能做的？不是的。”杨安解释称，“王家卫找身边人处理杂事，前提是信任。”这种“贴身服务”既是门槛，也是机会，它意味着有机会接触核心创作。

而问题是，这种“不成文的规矩”凌驾于正式协议之上。许多人误以为“只要努力就会被看见”，却忽略了必须在前期明确权益。杨安提醒道：“不能只做杂务，忘了自己的核心诉求，该谈的权益一定要提前谈。”

破局之时影视工业化、AI冲击，重塑编剧生态时刻到了？

近两年，中国编剧维权事件频现，其中不乏头部编剧、爆款电视剧。《隐秘的角落》编剧曾因署名问题将出品方告上法庭，最终胜诉，但这个过程却花费了4年时间。2025年初，电视剧《滤镜》曾因署名问题陷入争议，对此，出品方的回应是：“未达到署名要求。”

余飞表示：“网络上关于编剧是否署名、被压价、骗稿等事情我都经历过，特别痛苦，我非常感同身受。”

国内编剧则处于“个体户”状态，缺乏集体谈判能力，维权成本高。“这行谁也不敢把后路堵死。”财财感慨道。

尽管现状残酷，但变革的种子已在萌芽，最大的希望来自“影视工业化”的推进。

杨安指出：“以前大家觉得工业化就是建摄影棚、用新设备，但工业化的核心是‘流程规范化’。”如今，越来越多头部公司成立“创意开发中心”，将策划、资料整理、剧本写作拆分为标准化流程，每个环节都有明确责任人与交付标准。

这不仅能提升效率，更能减少署名与薪酬争议。例如，资料整理者可署“编审”，大纲撰写者可署“故事策划”，即使未出现在“编剧”栏，也能获得合理认可与报酬。这种模式正在取代过去“靠关系、凭口头”的混乱状态。

与此同时，AI（人工智能）技术正悄然改变编剧的工作方式。杨安透露，在某个历史题材项目中，团队已使用AI进行史料梳理与人物关系图谱生成。他认为，这将使底层编剧从重复性的“体力活”中解放出来，转向更高阶的创意构思。但挑战也随之而来，只会“套模板”“拼桥段”的编剧将面临淘汰。未来的编剧不仅要会写，还要懂技术、懂市场。

更积极的变化来自市场本身。观众不再盲目追捧“头部编剧”或“顶流明星”，一些小成本、高质量的剧集凭借扎实的剧本脱颖而出，迫使片方开始重视内容本身，而非仅依赖咖位背书。余飞表示，平台近几年进步神速，对真正好的内容还是能认出来。“如果剧本写得真好，即使没人知道这个编剧，‘过会’的可能性也很大。”

此外，专业编剧公司的兴起也为底层创作者带来曙光。例如，专门做悬疑、公检法题材的公司，会培养专业编剧，抱团争取权益，改善生存状态。这些组织虽未形成全国性机构，但已展现出集体行动的可能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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